张闻天生于1900年，江苏南汇（今上海浦东新区）人，原名应皋，字闻天，化名洛甫。张闻天系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1959年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于1976年7月1日含冤病逝。

风暴袭来

自1965年11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至1966年5月对“三家村”的抨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潮正悄然掀起。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正如张闻天所言，他“过着一种远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长期处于党观察状态下的孤独生活”。尽管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从未被解除，他却无法接触到中央文件，对围绕《海瑞罢官》评论的激烈斗争一无所知；至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期间党中央高层领导间的尖锐分歧，他同样毫不知情。然而，那些以评点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为名，实则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章在报纸上频繁出现，张闻天敏锐地察觉到政治氛围愈发压抑，一场政治风暴似乎即将席卷而来。

在生活待遇方面，张闻天的地位也逐渐与一名普通干部相仿。至1965年11月，他已成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聚焦北京。不日，张闻天失去“供应卡”，随后“红机子”亦被撤除，继之，每日必用的煤气罐也被搬离。这一切变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1966年6月1日晚上8点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的相关消息。聂元梓在《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一文中，七人的呼声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张闻天紧跟“革命”步伐，6月11日致信毛泽东及党中央，承诺深入研习毛泽东思想，追求自身革命性的提升。8月初，他围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主题，着手撰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视角深刻领会“大革命”的目标、任务及其必然性。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张闻天同志的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已被撤销，其党籍亦予以开除。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接到通知，前往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参加一场会议。步入会场，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场所谓的“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的大会”。原来，就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已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紧跟步伐，于“十六条”公布之日的当刻，即刻召开了一场旨在“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盛大大会。

1964年秋康生在等待他人之际，有人不怀好意地诬陷庐山会议“罢官”之后，我转至经济研究所担任了职务。特约研究员张闻天，经济所所长孙冶方于是，当日的会议刚刚拉开序幕，张闻天便被迅速推上台前，身挂一块标示其身份的大牌子，头顶一顶象征羞辱的高帽，被迫与孙冶方并肩站立。

继此，众多人被依次拉上台前，正值酷暑盛夏，众人拥挤不堪，热浪逼人。在拥挤之中，张闻天被强行戴上高帽子，额下的汗水直流，更显闷热。张闻天本就血压偏高，又患有心脏病，他勉力支撑，弯腰低头站立了逾一个时辰，最终因体力不支而昏倒，重重地摔倒在地。他被搀扶至后台，一名造反派妇女恶狠狠地对他斥骂道：“你装什么死，你休想就这么死去！”张闻天缓缓醒来后，造反派并未让他得到休息，仍旧将他拖上台前，罚站接受批斗。此次斗争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他回到家后向夫人刘英述说了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回不来。。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的未来始终抱持着乐观态度，我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悲观或失望。”然而，在9月5日，他再次写信，却依然没有得到回应。

9月8日，中央办公厅作出决定，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从原单位转至经济研究所。自此，经济研究所内的“革命造反派”对张闻天的批判斗争愈发无所顾忌，胆量倍增。

12月7日，经济所内的数个造反派团体共同举办了一场针对张闻天的批判大会，并“勒令”他于会后提交一份“检讨书”。随后，这些造反派领袖擅自闯入景山后街甲1号，对张闻天的住所进行了抄家。他们强迫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自1960年底加入经济所以来所撰写的文稿合订本以及十几本“读书笔记”一并带走。到了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再次遭受经济所造反派的抓捕，被迫戴上帽子、挂牌示众，并遭受游街示众的羞辱。

连绵不绝的批判与斗争，似乎永无止境。张闻天已步入古稀之年，身患高度近视与白内障，血压飙升至200/120，心绞痛频发。然而，他无法停歇，亦无暇顾及治疗。无论狂风沙尘扑面，抑或烈日如火炙烤，他总是紧握着月票，肩扛书包，穿梭在汹涌的人潮之中，辗转两次乘坐公共汽车，方能抵达经济所，接受那场场审问与批斗。

张闻天公交月票

1967年夏季，随着“中央文革”运动的发动，一场激烈的批判与斗争风潮席卷而来，将中南海包围其中。揪斗刘少奇日子里高潮。

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与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携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斗争彭、张等人。会前，周恩来对群众不应过多限制。在大会上，他们不仅进行了喷气式审讯，而且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会场出口处，一群打手被部署成行，面朝彭德怀、张闻天等领导，摆成一条通道，每人对准目标猛然一击。张闻天顿时被打得头部、面部布满青肿与瘀青，瞬间失去了意识，昏倒在地。幸而两位解放军战士反应敏捷，迅速将他拉上了卡车。卡车启动，风声呼啸，张闻天才缓缓苏醒。

▲在批斗现场，彭德怀（身着黑衣）与张闻天（身着白衣）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次则是突如其来的行动。此次行动与1959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布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信息紧密相连。（即“庐山会议”）《针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由此展开。8月21日凌晨，突然有一群人翻墙而入，闯入张闻天、刘英卧室，将其带走直至落座于一间房内，方才意识到已抵达外交部的大院。

晨曦初现，造反派将张、刘二人带至食堂，安排他们用早餐。面对那碗稀粥，刘英却纹丝不动。张闻天低声催促道：“快喝些，否则难以支撑。”饮毕稀粥，造反派随即押着张、刘二人，在外交部院内进行游斗。他们被强制拉扯着，奔跑上下楼梯，几乎将外交部内的大小办公室和宿舍楼都游斗了个遍。午后，一场斗争大会再次召开，张闻天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刘英陪同受斗，一同承受了苦难。直至下午五点，大会方才落幕，随后张闻天等人被关押在一间屋内。造反派开始提审。逼张承认陈毅是其庐山发言后台张闻天断然否认，坚称其言论纯属个人观点，与他人无关。

夜幕低垂，张闻天与刘英才抵达家门。张闻天轻抚刘英的手，担忧地询问：“累坏了吗？”刘英安慰道：“瞧，我这不是挺过来的吗？”张闻天凝视片刻，见刘英脸色尚可，便欣慰地说：“你坚持住了，真是太好了。”在那些批斗的时光里，我时常挂念着你，却又无法将目光投向你，内心深处，我害怕你的身体承受不住这压力。。”刘英听闻此言，眼眶不禁泛起红光。这对在长征的艰难岁月中孕育爱情的革命前辈，未曾料到竟会被造反派视为侮辱与折磨的对象。在如此时刻，他们宛如干涸沟渠中的鱼儿，唯有相互慰藉，共渡难关。

▲张闻天和刘英

在那些人性失落、弥漫着“革命大批判”狂潮的年代，张闻天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他沦为造反派任意操控、竞相展示“革命”姿态的牺牲品。那时，“造反”与“夺权”紧密相连，心怀野心的造反派头目及幕后推手，为了攫取政治资本、积累权势，无不将斗争矛头指向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即便毛泽东多次呼吁“团结”，要求遏制“武斗”，局势一时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在这种背景下，张闻天遭受的折磨可谓是命中注定，难以逃脱劫难。

彼时的张闻天，已步入暮年，身患重病，遭受侮辱与拳脚相加，其痛苦之深，非常人所能想象。尽管他选择了默默承受，坚定地支撑着自己，未曾流露出一丝消极与悲观的情绪。他一遍又一遍地撰写所谓的“交代”和“检讨”。一方面，他不得不遵循当时流行的文体，为自己贴上诸多标签，承受一顶接一顶的帽子；另一方面，他又详实记录事实真相，阐明缘由，对于一些理论及历史问题，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从未轻率放弃。若撇开那些空洞的标签和夸张的言辞，这些“交代”和“检讨”所涉史实与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1967年8月28日所呈递的一份所谓的“认罪书”中，张闻天对其在庐山会议前后所秉持的基本思想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在我国完成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以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因此，后续的任务不再聚焦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即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使命，在于化解这一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在遵循这一基本理念的引领下，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了以下六项主张：

1. 我们必须着重于发展生产力，确保以最小的劳动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将构筑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体现了将经济建设置于核心地位的原则。

2. 着重强调提升民众的生活福祉，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应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准上进行一场“和平竞赛”。

3.着重强调通过物质激励手段，例如工资等级划分、奖金制度等，激发劳动群众与知识分子的生产热情。

4. 我们着重凸显价值规律及其他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坚持认为所有生产计划都应当遵循经济规律，而非将经济规律置于生产计划的从属地位。同时，我们强调运用经济手段来指导经济发展；此外，我们还重视经济核算和利润指标的设定。

5.在生产管理领域，我们推崇厂长、工程师、专家等专业人士的集中决策，抵制在生产过程中过度推行群众运动；同时，我们坚决反对对“旧制度、旧规章”的持续破坏。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明确提出，应借鉴资产阶级在生产管理方面的经验，并向其专家学习。

6. 坚持倡导“平衡论”、“按比例论”及“生产渐进论”，并对“冒进”行为和“大跃进”模式持明确反对态度。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闻天等人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研究和见解，却被指责为与党的总路线相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认为这是旨在反对和修订总路线，意图将追求高速度和“大跃进”的总路线转向稳步发展的道路，最终导致放弃群众运动，摒弃“大跃进”等口号。

219起“接待”

张闻天身处反复的大会批斗之中，却几乎日复一日地承受着来自中央机关及全国各地众多单位造反派轮番的提审、质询和调查。根据张闻天于1967年11月27日提交的“接待总结”显示，从1967年1月24日到11月17日不足十个月的时间里，他累计接受了219次审讯、回答问题，撰写材料，以及在记录上修改与签字。

调查内容主要涵盖七个方面：包括干部个人历史背景，留学莫斯科的经历，刘少奇同志在白区的工作情况，东北地区的相关事务，庐山会议期间的见闻，外交领域及国内政策的分析。即便面对造反派的辱骂与威胁，或是诱导、逼迫，他始终保持着认真态度，如实陈述。在谈及党内历史、干部的功过是非时，他不受外界舆论和压力的影响，无论干部与他的关系亲疏，都能负责任地阐述事实，表达个人观点，绝不随意发表言论，更不会推卸责任。

偶尔亦与调查者或审讯官发生争执。每当造反派对他所陈述的内容表示不满，厉声斥责时，张闻天总是不慌不忙地回应道：我所掌握的信息仅限于此。关于你们希望我阐述的种种情形，我实不知情。即便遭受拉扯、推搡，甚至殴打，他依旧坚定不移。所有资料均采用复写纸制作，一份上交，一份自留。留存下来的这些资料，清晰地展现了张闻天：坚定正直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内设立之“批判陈云联络站”调查陈云历史，向张闻天了解。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要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重视物质激励的重要性，倡导自上而下的生产管理集中化，重视技术手段，强调平衡发展，坚持稳健前行。

陆定一在“文革”前夕，陆定一部长及其所属的中宣部便遭受了无端的打压。随着“文革”的展开，中宣部被恶意诽谤为“阎王殿”，陆定一部长更是被诬称为“大阎王”，甚至对其党籍产生了怀疑。张闻天于6月13日向中央办公厅派来的使者递交了相关材料。处理陆定一党籍事宜该材料明确指出，20世纪30年代初，陆定一遭受的无端开除党籍实为一桩冤屈，此案当时便已得到纠正。其中提到，1932年团中央遭受破坏事件时，曾有人怀疑陆定一涉嫌其中，导致他遭受开除党籍的处分。然而，经过进一步的审查，证实了这一指控与陆定一无关，系一宗误判，随后撤销了处分，并恢复了他的党籍。负责审查此案的，是当时的中央组织局，局长由李维汉担任。

6月20日，张闻天遵照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指示，着手撰写所需文件。关于陈毅的材料他明确指出：“我深知陈毅同志已严格遵循了毛主席对外交政策的指示。他对毛主席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我看来，陈毅同志对周总理亦怀有深厚的尊重，两人之间的工作联系亦十分紧密。”

▲1955年，张闻天与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自左至右）合影留念。

江青、康生有人企图借助1932年2月国民党特务机构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来诋毁周恩来。对此，辽宁大学的造反派于11月20日向张闻天提出质疑。张闻天坚定地回应道，“所谓伍豪（周恩来）于1932年所发布之反共启事，实乃纯属虚构。我同康生、陈云等人看过之后，不禁一笑，心想：一来伍已赴江西；二来，伍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张闻天所撰写的材料，亦涵盖了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芝等众多同志的事迹。即便在他自身遭受不公正的斗争与冤屈之际，张闻天依旧凭借确凿的事实，证明同志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六十一人案”

在1967年，张闻天所面对的逾两百起调查事件中，最关键且最为复杂的问题，莫过于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抵达经济研究所，现场强制要求张闻天详细说明1936年发生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中，61人被错误地判定“假自首”后获释的整个过程。进入1967年，江青、康生等人正密谋策划，有组织地再次将“文化大革命”的猛烈攻势推向新的阶段。集中指向刘少奇此刻提出这一问题，意图昭然若揭，旨在诬陷刘少奇曾擅自决定释放一批干部，并组织所谓的“叛徒集团”，借此为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关键的罪名。

三十载前，张闻天执掌党中央之重任，尽管对于这一段历史的具体时间节点与诸多细节已略显模糊，然而总体过程，他却记忆犹新。这是一次在非常时刻所采取的特别紧急举措，并非刘少奇的个人决断，而是经过中央的请示与研究后批准的行动。在2月16日当天，张闻天撰写了一份文件，详细记录了事件的经过。1936年春季，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涉白区工作，面临着干部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北平监狱中关押着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被判刑入狱以来，他们始终坚守斗争，坚韧不拔，表现出色。通过内部渠道的线索，得知只需完成常规程序，这些人便可获得释放。因此，刘少奇希望以中央的名义，同意他们按照这种程序获得自由。

张闻天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责任，明确表示此事系经他本人同意。“我当时想，鉴于工作有这样的需求，而且所涉及的都是常规程序，并且这仅仅是一项临时举措，加之他身为中央代表，我便表示了支持。”张闻天指出，党中央领导集体知晓此事。“据我所知，中央内部对这一事件的处置是有所了解的，且并未听闻有任何异议之声”；在“七大”召开前夕，对于代表资格的审核过程以及中央整风审干运动期间，关于此事的处理亦未曾听闻有任何不同的声音。

鉴于当时正值“文革”时期，重提此事的后果极为严重，不仅关乎刘少奇同志的名誉与61位狱中释放同志的政治前途，而且牵涉到党中央以及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的众多中央领导。加之时间跨度久远，记忆难免出现模糊与偏差。因此，张闻天同志出于谨慎考虑，立即将所撰写的材料呈交给了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需请康生查阅档案以核实情况，并就相关内容的适宜性向中央进行请示。

张闻天知康生知情。在1937年12月的会议中，刘少奇在12月14日的报告中特别提及，华北工作的进行是在中央的批准之下进行的。康生亦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在讨论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强调“经中央批准的个别人员，具有特殊性，而非普遍原则”。此外，张闻天还指定康生负责起草相关文件。值得一提的是，康生长期负责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们的状况了如指掌。康生，一个狡猾的小人，这一点，张闻天心中自有一番明悟。然而，他未曾料想，康生的阴险竟到了扭曲事实、陷害无辜的地步。

张闻天未曾料知，自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落幕不久，康生便开始在“六十一人案”上施展手段。9月16日，康生致信毛泽东，诬陷这些经中央批准获释的人员，声称他们“并非依照常规程序出狱，而是犯下‘坚决反共’的叛党罪行”。11月，在61人之中，刘澜涛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不久便遭受到批斗的厄运，随后的日子里，他很快又因出狱事宜陷入了困境。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反复强调“关于出狱事宜，中央已是明悉”，然而“中央文革小组”仍旧紧追不舍。

为迎合夺权之需，1967年伊始，他们频繁在公共场合肆意贴上“叛徒”的标签，煽动红卫兵任意追查，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捕叛徒”的恶劣风气。与此同时，有关61人“自首叛变”事件的初步调查报告亦在筹备印发之中，而针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评论文章《爱国主义抑或卖国主义》亦正在紧锣密鼓地编纂。正是这篇作品，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列举了刘少奇的八大罪状，其中“唆使他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

此刻，康生期望从张闻天那里获取能够指控刘少奇“擅自作出决定”“指使他人”的证据，但张闻天所提供的材料却与此截然相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针对刘少奇的这一指控。康生又怎会去查阅档案以核实真相呢？

康生对张闻天的回复置若罔闻，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于2月18日再度发起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关键线索，用以纠正张闻天在具体时间和细节上的记忆偏差，并要求他立即提交一份详细的交代材料。面对这样的压力，张闻天不得不重新撰写了一份材料并上交。无疑，61人获释之事是他所默许的，而他本人则独立承担了所有责任。。

此份文档记载：“刘少奇甫至北方局，便致信与我，探讨解决白区干部短缺问题的良策。遗憾的是，信中的具体内容我已无法详述。然而，大致情景尚能忆起：当时北方白区工作干部严重匮乏，抗日战事进展迅猛，亟需解决干部人才问题。他在信中提及，北平监狱中关押了一批干部，往日表现颇佳。据狱内传闻，狱方人员自知时日无多，意图逃离，因此急于处理这批囚犯。他建议通过简便程序使囚犯获释。信中他强调事态紧迫，指出若不及早处理，一旦日本占领平津，便无法再行此举。他要求我迅速给予回复，并让交通员等待带回我的复信。此外，他还附寄了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条件之请愿书，嘱我签字，以表明中央对此事之支持。我深信刘少奇之见解，认为无需付出高昂代价便可迅速解决干部短缺问题，实乃上策。于是，我回信表示赞同他的观点，并在请愿书上签了字，将之退还。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具体身份、人数及表现，以及‘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我始终一无所知。”

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2月16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如今回想起来，当时并未向毛主席汇报此事，亦未在中央特别会议上提起。至于后来中央在哪些会议上讨论过此事，或是与中央有过哪些交流，我现在已无法回忆。”独自承担全部责任。

自那时起，张闻天头顶之上又添了一顶“大叛徒”的称号，他不知承受了多少艰辛。然而，在后来的任何与此案有关的场合，他始终未曾更改过自己的立场，未曾有过推脱。顾全大局，忍辱负重！

张闻天一直确认，61人获释之事系由他本人批准。对此，康生感到极度恼火。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再次就3月6日和4月26日发生的两起与1936年出狱案件相关的调查事宜致信康生，并请求他协助回忆并核实相关情况。然而，康生却在回信中愤怒地批示道：张闻天再玩骗人伎俩。”，“应坚决反击其手段。”。

6月27日，康生一派的“中办”专案组六人抵达经济所，对张闻天展开审讯。两名身着军装的干部，手持康生所派之牌，向张闻天告知：“1936年，”薄一波“你却在这宗待审出狱的手续中搅动了浑水。”他继续说道。此案系刘少奇未经中央同意擅自为之，张闻天先生，您为何要承认系您予以批准？首先，张本人需澄清事实，提供详细的说明材料；其次，今后不得再对外散布相关言论，以免引发新的混乱。他们公然对张闻天进行威胁和利诱，要求他改变供词，提供虚假证词。

张闻天当即表示：“整就整我，我不说谎，不陷害人。当天步入家门，张闻天便向刘英娓娓道来审讯的始末，同时预感自己有可能面临被捕的命运。

张闻天虽深知前路充满艰险，却未曾向压力低头。在7月3日，他致信康生，就6月27日“中办”专案组提出的两项要求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已提供的资料，仍坚信是“我目前所能提供的唯一证据”，并坦言“目前尚无其他材料能够证明我的供述存在重大瑕疵，进而彻底推翻我的供述”，同时，他也表示“目前对于此事，我已无法再提供更多澄清”。

“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领导在阅读此信后，怒不可遏，于信件上挥毫写下了一段激昂的批语，言辞中透露出愤怒，“张闻天惯于说谎，令人愤慨”，“对于此类人物，我们别无选择，唯有采取斗争的策略！”在随后的七八九三个月间，针对张闻天的批斗大会召开达十六七场，然而最终结果却徒劳无功。“逼供信”这套手法，在张闻天面前显然是徒劳无功的。。

523天“监护”

汉语因词汇的丰富多样而闻名遐迩。其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不断涌现，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与前所未有的事件相匹配的新词诞生，而“监护”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若称之为“监禁”，却并未进入监狱；若称作“保护”，却又完全失去了自由。

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立即通知卫戍区司令部，遵照主席的指示，在张闻天夫妇的住所派遣兵力进行监护，严禁其自由出入，亦禁止外界随意探访。”内部具体执行措施包含五项规定：一，不得举办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二，禁止施行喷气式审讯，禁止打骂、挂牌、游斗、拘捕或逃逸；三，可允许就医、理发、沐浴；四，每日允许有20至30分钟的通风时间；五，哨兵需驻守门外。然而，实际执行情况则更为严格。

自“监护”命令下达之际，张闻天与刘英即刻被隔离开，各自被安置于北端的两间小屋。屋内窗户被厚重的旧报纸严密封堵，阳光难以透入。室内仅靠日光灯照明，日夜不息。门上仅留一狭小方孔，门外士兵昼夜坚守，严密监视。屋内仅有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和一张长凳。严禁收听广播、阅读报纸，亦禁止与任何人接触。曾经的书房如今变成了审讯室，墙上张贴着关于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组人员对张、刘二人轮番审讯，反复追查逼供。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审讯无休止地进行。

每日仅有二十分钟的放风机会，方能略沾新鲜空气。守门的士兵缓缓推开那紧闭的门扉，引领张闻天穿过走道，直至屋子的西端廊下驻足。此刻，张闻天才得以沐浴微风，仰望天空，沐浴阳光。他得以向南前行，左侧是女贞树低矮的绿篱，右侧则堆满了煤炭。他可脚踏实地，一步步前行，直至走完十一步，抬头之际，却迎面遇见了一位手持枪械的哨兵。无奈之下，他只得转身，以十一步的步伐来回衡量这条黑绿交织的小径。张闻天牙口不佳，曾于放风之际，细心挑选了两根适宜剔牙的细枝，小心翼翼地夹于书中。不料次日清晨，他读书时方发现，那细枝已被没收。监视的严密程度，不禁令人哑然失笑。

刘英追忆起那段诅咒般的孤独囚禁时光，两人被迫分别关押于单人囚室之中。她如此记录道：

我与闻天所居之屋仅一墙之隔，却宛如身处天涯。日仅一放风，时辰各异，致使我们鲜有相见之机。然而，盥洗室却是共用的，我们便借此机会互通消息。晨曦未现，我们便被唤起，开始拖地擦拭桌椅。那大拖把浸满清水，分量颇重，我因身形娇小，常无法将其洗净便拖地，因而屡遭责骂。或许闻天从我的抱怨中察觉到了缘由，自此，每当我取拖把时，总会发现它已被洗净晾至半干，既不沉重又易于拖动。而闻天盆中的衣物，我也总是趁隙悄悄加入洗衣粉（肥皂因限制而不足），为他细心搓洗。我们虽未曾相见，但心灵却始终相通。

夜深人静时分，唯有他的咳嗽声在寂静中回响，让我得以感知他的存在，而审讯者的呼喝声则透露出他的坚定。在一片死寂之中，我常感心神不宁。记得有一次，连续几天未见他有何动静，我在上卫生间时细致观察，竟发现痰盂里有一滩凝固的血迹。直至后来，闻天告诉我，那次他因承受不住折磨，心脏病突发，鼻血长流不止，监管人员不得不将他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一个多月后他出院，闻天因担心再次发生意外而无力相救，便向我提出见面的请求，然而那些监管人员却以“时机未到，不行”为由拒绝，实乃毫无人情可言。

“在这漫长的523天囚禁中，我们饱受隔离，然而阴谋家终究未能从闻天口中探得他们所渴望的那句言辞。”

的确，囚禁侵蚀了张闻天的身体，却未能消磨他的坚定意志。在“六十一人案”中，他始终独立承担，未曾有过丝毫推脱。对于党的事业与个人的未来，他始终抱持着无比的信心。

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的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虽已步入古稀之年，身染沉疴，但我仍将秉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并坚持自我批评，以实现思想和行动的不断革命化。”

在当时的情况下，频繁的审讯使得暂停批斗都显得格外宽容，至于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如果不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到国际形势可能发生紧急变化，并据此作出实施战备疏散的决定，对张闻天的“监管”恐怕还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理论丰碑

1969年10月20日，历经523天的隔离拘禁，张闻天与刘英终于被引出北屋的狭小空间。中央办公厅的一名副主任向他们传达了指示：经上级批准，解除对他们的监护措施。鉴于当前战备形势的紧张，必须迅速进行疏散，“遣送”至广东的中小城市，并要求他们在三天之内启程出发。

如此，张闻天及其夫人刘英于十月末被押送至距广州百余公里的肇庆该住所位于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腰的一座平房之中。

张闻天遭受剥夺，以至于一贫如洗，不仅失去了研究资料，甚至连人身自由亦被剥夺。他改名“张普”，人称老张头。然而，最珍贵的是，他从未放弃过“独立思考”。即便年届七十，视力矫正后仅剩0.2，双手也微微颤抖，他的心灵却依然年轻。他依旧不懈地阅读与深思。没有卡片可用，他便将旧台历翻面使用，将小学生练习本裁剪成便签。思想的浪潮在他脑海中汹涌澎湃，尽管他无法执笔成章，但他仍能摘录点滴观点与素材。

1971年9月13日。林彪逃亡，失败沉没。张闻天凭借其政治家的锐利洞察力，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已经显现出失败的迹象。自10月起，他下定决心深入钻研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将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以文字形式呈现。他试图解开以下谜题：在社会主义的体系内部，为何会出现林彪这样的恶性肿瘤？为何个人崇拜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会卷土重来？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如何着手？

自1971年10月12日起，身处监管之下的张闻天，虽身患重疾，却毅然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专心致志地从事著述工作，最终创作出近十万字的著作。阐述社会主义核心问题文稿。称“肇庆文稿在这些篇章里，张闻天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指导，深入地梳理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历经“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间的历史波折与经验教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思想。他重点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党和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领袖与群众之间的互动关系、阶级斗争与党内斗争的辩证关系，以及公私关系的处理原则。此外，他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发展阶段、历史任务以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张闻天手稿

“肇庆文稿”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所谓的“突出政治”做法，张闻天严厉批评道：“这种做法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究竟还有什么益处可言？”他强调指出：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性与程度，终将取决于经济建设成果的多寡及其显著程度。针对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宗旨，便是致力于显著提升生产力水平，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

《肇庆文稿》记录了张闻天在逆境中不懈追寻真理的足迹，这座由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共同铸就的理论巨塔，不仅展现了张闻天坚定的信仰与卓越的智慧，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宝贵历史经验的精华。在当时，张闻天撰写这些文稿需承担极大的风险。身处地方军区的监管之下，他只能隐秘地笔耕不辍，并将文稿妥善藏匿。然而，他对掌握真理的信念毫不动摇。他计划从上海返回，以便他的外甥协助他……抄写文稿三份，留存。。他满怀信心地说：“或许某日我能在会议之上发表己见，若不然，便让这些想法如同古贤之作，隐于名山，流传于后世。”

1976年7月，在晨曦前的幽暗中，张闻天与世长辞，未能目睹“四人帮”覆灭的辉煌胜利。然而，他的文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终获出版，成为了党和人民宝贵的思想瑰宝。